【校友特辑】严雪怡：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复校前后。苏军：苏军印象。

心之水选择

两两归鸿《两两归鸿——上海电机学院百名校友访谈录》共收录了逾100位校友，分为采访稿和回忆录两部分。达达马微信平台每周一和周五推出“校友特辑”，将这些校友的动人故事和精彩人生与你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人物采访】 严雪怡：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复校前后 。作者：牛晓立
【人物采访】苏军：苏军印象

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复校前后
作者：牛晓立采访前记
严雪怡，1921年生。1952年12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的建校筹备工作。文革前担任上海电机制造学校（简称电校）教务副校长，1960年6月，代表学校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复校后任电校校长，1981年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人民教师。1984年11月改任学校顾问。1985年7月，国家教委批准上海电机制造学校试办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更名为上海电机学院。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复校前后的经过深刻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教育事业振兴和发展的历史。为此，我们上海电机学院采访89岁高龄的严雪怡。
复校前的历史背景
文革以前，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是机械工业部所属的中等专业学校。1958年，学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取得了很大成功，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领导张闻天等同志先后来校观察。1960年，学校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但是，文革中我们学校被诬为“刘少奇的黑样板”，成为造反派重点打击的对象。“四人帮’的王洪文曾几次来到学校，看中了学校的附属工厂，就把工厂作为年产10000支自动步枪的生产基地，为造反派提供武器，工厂改名为新中华厂。1974年4月，学校被迫解散。本来我们学校是属于机械部的，对口应归地方的机械局，但王洪文把学校划给了轻工业局。因为轻工业局局长马成龙室王洪文的得力干将。马成龙又把学校划给轻工业局所属日用五金公司。我们的教师全部被分散到100多个工厂当工人，我到了五七干校。学校的设备、财产都由新中华厂接收。至此，一所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中专学校被解肢了。
复校的艰难过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很多老干部得到平反，五七干校里的大多数人都陆续回到原单位工作。因为我的原单位已经解散，就留在五七干校。先安排为老师，后任政宣组长。当时市里认为我们学校复校的可能性不大，就在1977年把工厂交给了航天工业。厂名仍叫新中华，这就增加了以后归还校舍的困难。
1977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部理论组文章“教育事业必须大干快上”。全国教育发展很快，一些兄弟学校先后复校，我很羡慕。但机械部兄弟学校对我们学校的评价是，受到毁灭性打击，因为学校划归航天单位，校舍很难收回，教师分散在很多小厂，很难聚集。当时我校很多教师写信给机械部、教育部和上海市，要求恢复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机械部教育局把群众来信汇总起来，向局长断君毅汇报。段部长说，这是一所全国有影响的学校，要积极想办法恢复。教育局的负责人讲，恢复学校的困难很大。段部长说了四个字，“事在人为”，表明了恢复学校的决心。就这样，机械部发文给上海市，强调“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是已经培养近万名学生的红旗学校，希望上海市尽快恢复这所学校。”经过讨论，上海市在1978年6月发了43号文，大体内容室：一，恢复上海电机制造学校；二，调严雪怡负责筹办复校；三，复校地址在华东航校（学校对面长城机器厂）；四，当年招生100名学生。1978年7月14日，上海市电机一局通知我开会，长城厂也到会，会上宣布了43号文，要长城机器厂让出校址。此后，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工作，但没有帮手（要我自己找），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经费。从家里到市区不方便，经费无处报销，我就睡在机电一局教育处的办公桌上，买了月票到处跑。第一步是把老师、干部找回来，把办公地点要到，这两项工作都非常困难。要回教师为什么困难？首先是派性。文化大革命使教师之间分成了∏派，你叫这一派的人回来，另一派的人就不愿意回来了。二十经过文革几年的时间，有些老师刚刚搬家到市区，不愿意回郊区工作。三十厂里不放人。教师都分布在100多个厂，当时厂里的技术人员很少，很多教师已经提拔当干部看。典型例子是，我到理发工具厂商调丁钦浩老师回校。我去的时候，他还在当工人，没几天他已经被提拔为副厂长。尽管这样，也有部分教师，特别是一些对学校有感情的老教师，他们对工厂领导讲，假如学校回复，他们马上回校。就这样，我跑了一个月，调到了30多个人，人数虽少，但其中很多是骨干，以后提拔为校级领导的就有死人。与此同时，我联系办公地点，最初长城厂意见房子都不让出来。我只能向局里汇报，局领导就下命令：长城厂的技工学校停办，把技工学校的地方让给电机学校。在这以后，我们学校总算拿到了第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有了一个立足的地方。随后，我们建立起办事机构，上级拨了15万的经费。有了办公地点，学校要挂牌，教师都反对把学校的牌子挂在长城厂技工学校的门口，我们自己取了个“上海电机制造学校筹备处”的名字，把这块牌子挂在这里。办事机构已成立，马上准备开学工作。当时市里让我们自己招生，而且找了200人。1978年10月招生，11月开学，开学地点就在长城厂原技工学校。现在这届毕业生很多都成为领导干部，还有一些企业家。
归还校舍的艰苦努力
1978年8月31日，国务院发出166号文，《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强调文革期间占用的校舍都要归还给学校。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文，直到1979年年初，我到教育部去办事时才看到这个文件。此后，从1979年上半年开始，就展开了恢复校舍的艰苦努力。我们学校正式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归还校舍的要求，同时，教师、干部多次向机械部、教育部、上海市等领导部门要求归还被占校舍。教育部和机械部都表示支持我校要求，这两个部都曾发文给上海市，要求把校舍归还给电机学校。又一次天下着大雪，我们的老教师仍然坚持给市政府信访办反映情况，他们的行动感动了信访办的负责人，他亲自接待，并说，“你们已经白发苍苍了，这么大的雪赶来，校舍问题本来是领导应该解决的问题，不应该让你们来回跑，你们的要求我一定向市领导汇报。”教师和干部的行动感动了“上帝”，上海市经委和教委都主张归还我们校舍。但新中华厂还一个依据，认为他们的基建计划已经国家计委批准，市里无权更改。恰好我有一个亲戚曾担任国家纪委副主任，我就通过他把要求归还学校校舍的报告和校舍中很多房子都还闲着的照片，一起报告给国家计委。之后，国家计委派军工局一位处长来调查，并写了调查报告，详细内容不清楚，主要是，“这个地方到现在还是学校的环境，如何安排，请上海市决定。”这对归还校舍起了很大的作用。1979年，我到教育部、七机部、八机部去，请他们回复我们的校舍。
1980年2月28日。军委国防科委、国务院国防公办、七机部、八机部和上海市五个部门联合发了沪府8025号文，明确“新中华厂的厂址归还电校，（新中华的新建住宅除外）。”这标志着要求归还校舍的努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归还校舍的任务并没有因此终结。从25号文发出以后，这一年8月，上海市经委和国防工办开会，10月，又召开三办二局（经委、国防工办、教委、机电一局、机电二局）会议。会上，国防工办提出，如果归还电校校舍，机电一局占用的华东航校也要归还。在这以后，机电一局的规划处提出一个难以接受的方案，主张机电一局不再归还华东航校，而是把我们的学生宿舍和大操场这一片划给新中华，作为补偿。我表示坚决不同意。后来局领导同意我的意见，才争取了比较完整的校舍。
到1980年7月，实际上归还的校舍只有办公室和两幢教室楼。其他如实验室、工厂厂房、食堂、学生宿舍等都没有归还。我们开始搬家，主要是办公室和学生的教室，宿舍和吃饭还在长城厂，每顿饭都要两边跑。一直拖到1982年，才还了我们一部分宿舍和食堂。最后，直到1985年才归还了所有的房子，那时，我已经退下来当顾问了。
由于校舍归还不及时，使我们学校失去了几次发展的机会。第一个机会，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笔世界银行贷款，准备贷给文革中受到破坏的学校，上海市打算把我们学校作为接受贷款学校之一。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来视察后，认为校舍还被工厂占用，不符合贷款条件，结果没有得到这笔贷款。否则，我们学校的办学条件早已改善了。第二个机会，1980年5月，我参加教育部的职业技术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团一共10人，其中两个学校代表，我是其中之一。访问期间，有一个社区学院院长主动提出愿意和我校结成姐妹学校，并得到当地当地州领导的支持。如果结成姐妹学校，教师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增加见识，学校水平上去得快。问题是我们的学校校舍大部分都没归还，无法接待他们。所以，当谈判时，我只能讲回去商量商量。这件事没有成功。第三个机会，我们学校的存款、设备、原材料在文革中都无条件给新中华厂接收了，当时查明存款有168万，材料价值186万，工厂设备和大小汽车价值125万。以上所有财产都没能要回来。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复校的艰难。
艰苦创业，努力办出特色
复校之初，学校条件很差，由于房子多年没有住人，上下水道损坏，复校后第一届学生生活十分艰苦，班主任带领学生都挑过粪桶。地方小，设备差，怎样能够办出特色？这是当时最大的问题。我们采取了以下两个措施：
第一，因陋就简，尽可能为学生在校内增加动手的机会。例如，学生要做钳工，没有厂房，我们就做了一些小的钳工桌，放在宿舍走道里，走道成了学生的钳工场地。为了放机床，就搭了个草棚，买了些机床让学生实习，甚至有的设备就放在楼梯下的小间里，一般的试验都在教室里做。在这样艰苦条件下我们还坚持勤工俭学，学校接受了一些小型电器元件的生产加工，让学生在教室内也能完成生产任务。
另一个措施是利用校外的工厂。材料力学试验设备体积比较大，都是到校外去做，特别是把校外工厂作为学生的实习场地。1981年3月5日，学校与上海电机厂签订了协作办学协议，明确规定工厂为学生提供实习场地、设备、实习指导教师，毕业实习设计时提供课题、指导教师（由工厂技术人员担任）和长效联合组成的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班子、学校要为工厂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提供所需要的毕业生。此后，又和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电动工具厂、上海汽轮机场、上海重型机床厂、上海水泵厂、上海长城电梯厂等多家企业确定了长校协作办学关系。虽然学校与工厂签订了协议，但不等于学生实习的问题完全解决。因为工厂的老师傅都是记件工资，不可能耽误自己的工作，让学生代替做，学生很难得到动手的机会。学校领导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认为不能光向工厂提要求，还要为工厂的老师傅提供服务。于是，学校规定，无论学生到哪个车间实习，都要担负一定的卫生工作和负责泡开水，此外，还要尽可能主动为老师傅服务。结果学生每天很早上班，工厂一开门，学生就抢着打扫卫生，打开水，等到老师傅上班时，一切都准备好了。有些车间抽出时间专门给学生讲生产技术，尽可能腾出一些机床让学生动作操作。一个典型时间发生在上海重型机床厂，学校将学生安排到这个厂的电器维修工段实习，但工段负责人坚决不接收。担心打乱他的正常工作。后来，工厂下了死命令，一定得收。学生人是进去了，师傅就让他们坐在那里看，也不照顾他们。学生连做了两天，发现维修工段有很多已经修好的设备和待修的设备，却和维修工具、零部件和材料，比如铜钱、螺丝等混杂在一；工人们在找东西很费事。于是，学生就，派代表找工段长说，“老师傅，我们帮你把所有架子上的设备、工具、零部件和材料等整理一下好吗？”这出乎老师傅的意料之外，本来认为学生是来添麻烦的，没想到能帮他整理东西的。两天后，学生把好多架子上的东西都分门别类整理好，并标好，请老师傅看，老师傅感动了。他主动检讨，从第二天开始，他主动教学生如何维修，学生也帮他干，维修任务还完成得很好，学生学到了好多东西。学生临走时，老师傅还恋恋不舍，大家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在这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教学改革。第一，实验单独开课。我倒美国去访问，学习到他们试验单独开课以提高实验能力的经验，回来推广。不再是讲课降到哪里，联系做了下实验，而是把实验单独开课，加强试验中的基本训练，提高学生使用仪器、仪表的能力和独立制定实验方案的能力。电工老师孙义芳还编写出版实验单独设课的教材。第二，毕业设计全部到校外工厂去做，采用他们的全部课题。这得到工厂的高度重视。比如，上海电机厂。在接收我们的学生时，派出大量工程技术人员任指导老师，一个指导老师指导一至两个学生，共同完成课题；学生边学边干，既学到了本领，又为工厂完成任务。
虽然学校条件很差，但学生靠自己的勤奋，千方百计提高动手能力。
以上这些工作，得到一定成果。在复校的初期，学校两次被评为先进单位。1980年2月，学校被市教育局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的先进集体”；1982年11月，学校被上海市计委、上海市经委、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财政局评为上海市勤工俭学先进单位。

苏军印象
苏军， 机械制造7301班校友。现为文汇报的主任记者，已出版了《走向成功人生》《教育101》《符号与教育》等二十多部著作。2003年，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专门为他举办了“苏军新闻作品研讨会”。
外表儒雅却又不时闪现犀利的言辞，待人随和却又处处显露咄咄逼人的气势。当做惯了记者的苏军坐在被采访者的位置上时，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从爱好到职业
苏军从小就喜欢文学，也喜欢自己写写东西。父亲说，将来要是能出一本书，那可真是了不起的！父亲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苏军的心里。出一本书，也成了他最初的朦胧理想。
现在，作为文汇报的主任记者，苏军已经出版了《走向成功人生》《教育101》《符号与教育》等二十多部著作。2003年，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专门为他举办了“苏军新闻作品研讨会”。当初的梦想也许早已成为身后的足迹，但是苏军的脚步并没有片刻的停留。从一个单纯的爱好，走到一份出色的职业，一直伴着他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从毕业留校到就职于文汇报前这段时间，苏军一直都在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这让他对教育有着割舍不断的“痴情”。他长期关注着教育，思考着教育，将影响、引导教育的健康发展看作是自己的一份无法推却的责任。真是这份责任感，使作为文学爱好者的苏军淬变成为专家型记者的苏军。
让所有的经历都成为财富
电机学院作为一所侧重于工科的院校，虽然校友里文笔出众的人并不鲜见，但以文字工作为职业的人却很少。苏军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虽然学的是工科专业，但转行做记者，苏军并没有觉得那些以语言文字为专业的同行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苏军始终认为，记者并不是文字游戏的职业玩家。要做一个好记者，不仅仅是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去书写，更是作为时代的思考者去观察、判断，并且努力让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去影响、引导社会的发展。而他工科的专业背景并不妨碍他在新闻媒体领域的发展。相反，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更加有利于多元地吸收、融合各种知识，拓展思路，开阔眼界，对问题的思考也更加深入，角度也会更加独特。从这一角度讲，所有的经历其实都是一种人生的财富，都会滋养着思想的利刃。由于有了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以及他接受技术教育的经历，当苏军以记者的身份审视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时，便有了自己独到的判断和见解。
活在许多人的期待中
对于苏军来说，也许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去采访，对不同的人提不同的问题，听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回答。在他看来，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回答着自己，书写着自己。面对自己，有时觉得很伟大，有时觉得很渺小。伟大与渺小之间，关键在于心态的调节。
“当你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是有用的，有许多人都在期盼着你有新的思考，新的观点；而你每天都活在许多人的盼望中。对一个记者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当苏军眯着眼睛，对着午后暖暖的阳光说出这段话时，他的脸上也写满了温暖。
当谈及与当初的自己怀有同样兴趣的学弟学妹时，苏军有着许多关切。他特别叮嘱，年轻人一定要踏踏实实做事，不要太计较眼前的得失。不要刻意去追求名和利。首先要做到的是自己的“实”。名和利都是由“实”而来，自然形成的，不是刻意追求来的。
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当然是身怀“挖料”绝技，自然也深谙“反挖料”之道。正因为如此，使得采访苏军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之前我并没有想太多。直到面对他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今天的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了。
整个采访的过程，就像盯一个深谙跟踪术的人的梢，如果他不甩掉你，那么结果必然是你自身的迷失。他像一只难以被驯服的兽，虽时时提防，但还是总被他冲出语言的牢笼。我感觉自己很难掌控整个采访的节奏和方向，总是被他东带西拖。虽然我好几次很不礼貌地打断他的话，但是最后还是无奈地发现，最好的选择就是结束采访。
从文新大厦出来时，我才发觉自己居然没有问到他现在对学校的看法和感觉，甚至忘记了邀请他来校为学生记者作一次讲座。这些本是采访提纲中备好了的……
想起我最后的挣扎——如果你仍是以记者的身份，而采访的对象是你自己的话，你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结果被他以很轻蔑的态度敷衍了过去——老年痴呆的时候也许会那样去做。
我在采访他，同时自己也在接受他的采访。也许我仅仅是一个他并不感兴趣的采访对象罢。更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藏而不露、避而不谈、不足为外人道的物事。我有何必去强求。
于是释然。
（原稿载于《上海电机学院报》2007年第19期7版）

下期内容【人物采访】 李生全：生产计划员：24载写春秋。作者：卿海龙
【人物采访】 李有富：做人为根,技术为本 。学生记者：殷锋

本文来源：《两两归鸿——上海电机学院百名校友访谈录》
采编：王双双